在「Taihoku」的記憶迷宮之中拾遺:論陳飛豪的創作

文|高森信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策展人)

  「台北稻荷神社」、「建功神社」、「台灣神宮」、「三板橋的比翼塚」…陳飛豪的作品述說著一個又一個彷彿來自陌生國度的地名,但實際上這些名稱皆來自於我們每日生活於其中的台北市。我還記得初次看到戰前西太平洋的英語地圖時,我試著在熟悉的島嶼輪廓中辨認圓點上所標註的城市名稱,卻震撼的發現到,我所出生、成長的城市,在地圖上被標註為「Taihoku」。「Taihoku」是日治時期「台北」的日語發音,同時也是陳飛豪創作的重要主題。透過陳飛豪的研究、日常網路書寫和藝術創作,我們彷彿被拉回了那座迷人、卻被遺忘的南國之都:「Taihoku」。

 

  從外人的眼光觀察,陳飛豪是位迷戀日本文化、對日本歷史或神道教信仰瞭若指掌的創作者。也因此我也常惡趣味的笑鬧,指稱陳飛豪是位「皇民」。然而這種不敬的玩笑話,實際上則蘊藏著些許深層的哀愁。「皇民」一詞在台灣的戰後政治文化中,被廣泛用來作為輕蔑在態度上較為友善日治時期的人。然而實際上,這樣的運用是有失真實的。因為對於我們這輩的人而言,即便對日本語文具備足夠的掌握度,在尋訪這段歷史的相關研究時,也往往隔著一層面紗而不得其門而入,更遑論真的將己身轉化成「皇民」的精神狀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包括藝術家陳飛豪在內,這座島嶼上的許多人,其長輩卻曾真實經歷過這段在戰後被斥責、刻意遺忘、毀損的時代及空間。

 

  陳飛豪2016年於該屆「台北雙年展」所展出的作品《家族史翻譯文件》,即是刻劃自身家族記憶的重要作品。在該作品中,藝術家精選了家族長輩從日治末期到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相片,藉此看到了一個家族在經歷了歷史轉折,以及國族政治的劇烈變動之後所產生的變化。但該組作品最為有趣之處,並非在於單純的透過呈現家族相片來述說家族史的故事,而是陳飛豪同時也透過此創作機會,將自身的處境投射於作品之中:藝術家首先針對每幅相片以中文撰寫一段故事,接著將該故事翻譯成日文;而在翻譯成日文之後,藝術家將日文中的平假名及片假名抽取出來排列在一起,並留下了僅存殘餘漢字版本的故事。

 

  這個徒留日文漢字的故事,創造出了一種似懂非懂的矛盾閱讀狀態;就像是不懂日文的人可以透過日文漢字「猜出」可能的字義,卻無法真正進行閱讀一般。這種閱讀障礙的狀態,彷彿我們正在偷翻父輩或祖父輩的日文筆記本一般,僅能透過有限的資訊來猜測書寫者的真正意圖。而當陳飛豪刻意去凸顯自身的閱讀困難之後,也恰好反映了台灣不同世代之間在書寫語體上的斷裂及衝突,這不僅是對自身的剖析,更是對於台灣戰後出生成長的世代,所進行的直白實驗計畫。為了回應語言斷裂的問題,陳飛豪在其作品《兩個外來政權的國語課本》中同時擺放兩個時代的小學「國語」教材(一為日語、另一為華語),戰後國語課本插畫中的小朋友揮舞著手中的中華民國旗,另一側的學童卻是在升旗典禮中,專注地看著緩緩升起的日本國旗:《兩個外來政權的國語課本》一作正是透過兩個時代的課本,直接的回應了島嶼歷史中政權及語言更替的困境。

 

  這種較為直接的手法,亦可見於其研究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神社的系列作品之中。陳飛豪的神社系列創作,乍看之下看似某種具有當代圖形風格的影像/設計創作,但是在細看之後,卻又可看到逐漸浮出的歷史密碼。彷彿這些神社建築以某種騰空、甚至於近似於科幻般的狀態被藝術家刻意的再現於模糊的影像之上,而背景中的模糊影像,卻實則是我們所熟悉的真實台北場景。可以說,藝術家所努力重構的「Taihoku」,不僅虛幻,甚而僅能透過有限的資料、及口語的敘述,來企圖去拼湊。然而所有二手記憶的拼湊,都無法回歸到當初的現實狀態;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陳飛豪在面對歷史的題材時,並非使用一種刻意激起感性因子的懷舊氣氛來加以包裝其議題。每次觀看陳飛豪的作品,總不免會感受到一股冷冽的氣息,而這種冷冽的敘述方式,或許反而正是不同於商業包裝之後的歷史情壞,一種損壞殆盡之後所可能真實遺留下來的歷史殘骸所可能會折射的外延情緒。

 

  但陳飛豪這種透過圖像轉譯、並暗藏其史觀脈絡的創作方式,在2017年的《台北稻荷神社重構計畫》一作中得到進一步的開展。《台北稻荷神社重構計畫》包括了錄像、探勘計畫所生產出來的文件,以及一幅名為《台北稻荷神社今昔》的影像創作。《台北稻荷神社今昔》的背景標示了今日台北西門紅樓旁新起街市場舊址的面貌,而圖像上所呈現的建築線描圖形,則是由東京穴守稻荷神社分靈而來的「台北稻荷神社」。東京穴守稻荷神社戰前原位處現今羽田空港的位置,但為了空港的建設而移至今日的地點。而該神社也由早期庇佑漁民的功能,逐漸轉化為守護空港及提供出遠門者參拜之用的宮社。藝術家在其「重構計畫」中,除了透過各種文件資料及影像訪談紀錄來加以描述、重建羽田、台北兩地稻荷神社間的關係之外;藝術家甚至發現了一對灣生夫妻在戰後「撤僑」前,仍在此神社舉行傳統日式婚禮。藝術家循線訪查到這對新人現居日本的後裔,並且展出了一張攝於戰後的婚禮照片。這張照片不僅透露了戰後政權更替初期的歷史情境,同時也映射了某種親近、卻又陌生的異國情境。

 

  這種最熟悉的「異國」,透過了藝術家陳飛豪對於神道教信仰、以及日本民間傳說的興趣,而增添了更多神秘的色彩。彷彿對於藝術家而言,歷史中所存在的牽絆,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奠基在土地和信仰自身所散發的未知力量之上。而嘗試描述這些纏繞在歷史陰暗角落,並藉此再現不為人知的「密史」或歷史遺骸,或許是陳飛豪創作歷程背後的更大企圖。作品《心中雪解車》系列則是企圖透過一對在日治初期相約自殺殉情的情侶故事以及被埋藏起來的比翼塚,來延續藝術家對未知歷史觀察的興趣。陳飛豪透過比較台、日兩地和式殉情故事的異同,不僅藉此折射出殖民時期在台島上活動的小人物故事。在《心中雪解車》的故事及文件中,從北門街、艋舺、一直到大稻埕獨逸領事館(德國領事館),這對殉情悲偶所穿梭的城市:「Taihoku」,透過當時《日日新報》的報導隱隱地浮現了出來,並於當代觀眾的面前再次的現身。

 

  也許對於藝術家陳飛豪而言,祖輩的信仰、語言、生活、記憶、乃至於都會空間,正如同失效的神話一般,是座熟悉的陌生幻都,是座隱身於都會台北之中的「Taihoku」。藝術家陳飛豪所欲書寫的狀態,即是一種今日台北居民已難以再遁入的歷史迷宮,一種我們無法發現、無法觀察、無法閱讀、亦無以名狀的虛幻感知。但正如同「Taihoku」曾經真確存在過一般,這種狀態雖然無法再迴返,卻可透過重構,來勾勒出歷史的型態、遺骸的重量、以及「Taihoku」的邊界。藝術家陳飛豪,就像是歷史的「再寫者」,以及透過歷史來進行故事述說的說書人。正如同故事的存續仰賴說書人的說演魅力,藝術家則是透過了影像、文件以及故事,為「Taihoku」這座魔幻都市重新編撰它所理應擁有的當代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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